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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时期，管仲担任齐相主持政务后，与百姓同好恶，流通货物，积累资财，使得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成为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在当时那个王室势微、诸侯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南郡郡守韩腾引经据典，更是言简意赅！
这时代的富人之家，大概就是十万钱左右的家财，有牛有马，还有僮仆。中人之家，两万钱左右，能养得起牛。闾左贫民自然是连一年温饱都难以解决，哪里有闲钱存下来？
所谓的鼎，是西周秋之时，用于煮大块冷猪的器皿。到了战国时，已经渐渐礼器化，平民很少使用，只有贵族们在用飨、祭祀时才和装米饭的簋一起摆出来，以显示自己的古老世系、尊贵地位……
一般来说，按照《周礼》中的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不过到了战国，礼崩乐坏，最后连周室都被秦扫灭了，那古旧周礼，便没人遵循。七雄的王们早就开始用天子车驾礼仪，各国的封君们，也俨然以诸侯自居……
不过这时代的人们，虽然经历了战国之世”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洗礼，但对于血统论，却依然深信不疑，没落的贵族之后高昂着头颅，看不起任何低激àn)出的人。
即便是那些平民英雄，功成名就之后，也要忙不迭地为自己找一个血统高贵的祖先。或是分封各地的诸侯伯子，或是家道中落的卿族大夫，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证明自己成功的合理似的。
可实际上，这已是一个能力大于血统的时代了，在王子公孙不立功亦不能得到封地官爵的秦国，尤其如此。
相比于东方六国时，秦国治下的郡县，虽然依旧很苦，子却比从前稍好了一点。
如今的秦国还不是秦二世统治的时期，律令虽严，但凡事尚有一个限度。农民不必再向大大小小的贵族轮番缴纳贡赋，只需要统一缴清给秦国县吏的禾租、口赋，每年服一个月的徭役即可。劳役虽重，至少不会出现过去某个贵族头脑发，在农忙时期组织百姓修城邑、猎虎豹的事。
因为秦对农耕的重视，里聚被组织成了生产大队，百姓们可以从官吏那里借到耕牛、铁农具，尽力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不必担忧王孙骑着骏马，追着狐兔，在自己的田亩上横行霸道，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商贾虽然低激àn)，却也不会有某位公子勒马于前，白吃白拿，强买强卖。
秦律束缚了庶民自由的同时，也约束了旧贵族的肆意妄为。
秦律杜绝了贵族把持地方的同时，也给庶民打开了一个阶级流动的大门。
官府任命吏员不再根据家门血统，而要考校对律令的掌握，考察真才实学，再加上军功爵制度，过去注定要永世做农夫庶民的人们，似乎也有了一个盼头……
几千年前，农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全世界都是刀耕火种。古人在林子或者草地上，钻木取火付之一炬，让植物统统焚毁，只留下满地灰烬。接着用石刀、木棒在地上戳洞，把种子丢进去，然后脚踩掩埋。
刀耕火种到此结束，不再有任何管理，任凭旱涝病虫草害侵袭。如此粗放，却也是人工栽培啊。不过产量是很低的，每亩能收获七八斗谷子就不错了。
现在看来，“刀耕火种”的灰烬就是最初的肥料，但古人却不明白这点。他们在一块土地上种几年后，地力耗尽，收获的粮食递减，就放弃了这块地，举族迁徙，寻找一处新的地盘，再以同样的方法开垦新的耕地，如此反复……
唐虞夏这三代的部落老是跑来跑去，殷商更是五次迁都，都和这种游耕方式有关。那时候的农民们，可没有什么安土重迁的概念，种完就跑是常态。中原地区的耕地，也是这样逐渐扩大的。
待到西周秋，粪肥的作用被发现后，真正的定居农耕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国人野人以耒耜耕地，井田制应运而生，直到被牛耕犁铧拉出的沟壑彻底撕裂……
秋战国是一个刺客横行的时代，从数百年前的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侠累，再到前几年才发生的刺杀政敌、干掉敌国首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平定韩国的一个月后，秦将韩腾在新郑遇刺，还在秦将韩腾命大，只受了轻伤而已。
南郡郡守韩腾，事后证明是原韩相张平之子张良密谋策划的。张平与父亲张开地共同担任五任韩王的宰相。张家被称为五代相国。而且张平有一个为后世熟知的儿子张良。
张良出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这一代，韩国已彻底衰落。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故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反秦。
蒙毅此时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了“屠龙王”的影。
“国之将亡”这一句出自《墨子》。墨子曰：国之将亡，必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秦国下一个要被灭的国家是赵国。赵国可不好灭，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大障碍，因为赵国的名将比较多，战国四大名将，赵国有两个，一个就是廉颇，另一个是李牧。秦国也有两个，一个是白起，一个是王翦。这四个人的实力是不分伯仲的。
赵国地处中原之北方，方圆2000里，也是北方之强国。在赵武灵王时，倡导胡服骑，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国势为之一振。赵国北拒匈奴，南抗强秦，成为可与秦相抗衡之国。但赵武灵王死后，赵屡被秦兵攻伐，对本国良将廉颇、李牧等不予任用，竟听信谗言妄加诛黜。
赵国本是压制秦国的大国，实力与秦国相当。却因为三代不成气候的国王，导致最终的灭亡：
赵孝成王的长平之战，使得赵国彻底失去了与秦国争锋的能力。赵悼襄王在国力衰败的况下，一直南征北战，拖垮了赵国的经济。赵幽缪王宠幸臣，陷害重量，最终自毁长城，失去了唯一可以抵挡秦军的利器。所以赵国灭亡是再多人才都无法挽回的了，就算廉颇、蔺相如、李牧、赵奢这些人回来，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
李牧和白起，两人谁强谁弱，不好妄下定论。
白起功计，善使围歼战；李牧善于从全局考虑，事无巨细，总不出其意之右，领兵多年未尝一败，可谓一时无两。此点证明李牧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客观来讲，白起是当之无愧的将才，有勇有谋；李牧能功善守，综合型的帅才。
第一种看法：李牧强于白起。假设两人若是相对开战，就只能是一场消耗战，而打消耗战又恰是李牧所长，所以白终会败与李，或迟或早。
第二种看法：白起强于李牧。但白起的强不是他比李牧能力强。从长平之战来看，廉颇的防御阵地非常不错。白起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索就坚守阵地跟赵军玩消耗。虽然赵军的实力并不比秦军差，但赵国的国力，比秦国差一截。赵国到后期耗不起了，才转守为攻。但是战争主动权已经到了秦国手上，也就是说，就算是李牧挂帅也打不过白起。因为赵国的国力无法支撑他耗下去，秦军坚守阵地搞防守反击，都可以战胜赵军。
李牧到底有多牛？
他曾经打得匈奴十几年不敢南侵！
他曾经打得秦国三年内不敢攻赵！
他若在，赵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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