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强做欢颜的参加了渭水桥的通行仪式。
李建成的落马，让他猝不及防。但考虑到发妻穆皇后只剩下李世民这一嫡子，而庶子元景又远未成年，他面对强势的李世民也只能隐忍。
不隐忍的后果，他也能想明白。所以，不管是为他自己还是为了皇族，他只能想办法来压制李世民。
李世民得到储位后，朝中很有一些人选择投靠他。但他手里依然还有坚定的支持者。
太原郭氏、太原温氏、太原唐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扶风窦氏、京兆韦氏、渤海高氏等汉姓家族。
还有原关陇世家的:原拓拔鲜卑的皇族元氏、中部大人的宇文氏、贺兰氏、独孤氏、弘农杨氏、源于拓拔的河南长孙氏、河南窦氏以及凭借杨广的萧后成功跻身关陇集团内部的兰陵萧氏等。
为了对抗李世民这个儿子，他一边加强宫城的守卫力量，一边将他的支持者提拔为军中将领。
他所求无多，太太平平的享受晚年就好。
略有一丝安慰的是，那个让他提心吊胆的儿子好像暂时没有企望他的帝位。不但一改之前的不相往来，反而晨昏定省不断，又献上一卷《太上养生诀》。
他很想知道李世民到底是怎么想的的，而裴寂是最好的人选。
想到裴寂，他就充满了愤恨。
从晋阳结识之初，裴寂就是他最为依仗的谋主。为了笼络他，钱财、官位、女色等等，毫不吝惜的封赏与他。可裴寂现在选择了两不相帮，甚至有暗投李世民的征兆。
奈何形势逼人。裴寂现在就像现在他脚下这渭水桥一样，想要与李世民沟通还得依靠裴寂。
他回头看了一眼队伍中的裴寂，裴寂似乎苍老了许多。他又转身望着北方隐约可见的汉陵，心中一片怅然。
他惊觉，自己似乎也老了。
上旬秋猎时，只勉强拉圆两次宝弓...饮酒也不再斗酒豪饮了...美人...白云过隙啊~~~
“想当年...算了，还是想想以后吧...”
回到太极宫后，李渊屏退所有人，一个人默默的喝着酒。他回想一路上百官对李世民颂歌颂德的情形，他第一次有了禅位的念头。
但他立刻就推翻了这个想法。
其实他并不在乎是不是坐在这个位置上。
就算坐在上面，他依然会一天天的衰老。
呆坐了许久，他摇动手边的铜铃。一个年老的宦官疾步而进。
“去！把裴监叫来。”
李渊口中的裴监裴寂此时也呆坐在家中。
大唐立国七年，他享受了七年的无上风光。而今，这风光将不再。
在李建成下毒不成，到李世民自废天策府，他就在猜测李世民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和李渊一样，李世民动手之迅速，完超出了他的预料。等他反应过来，大势已成定局。
他的富贵来自李渊，想要保持下去，还要依靠李建成。他不是没想着立刻扳倒李世民，可是他审势之下，长安内外却无可用之兵。面对这样的形式，他只能自坐家中思虑未来朝中的局势。
然而，局势和他想象的一样，大部分中下层次的官员迅速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只有一些出身关陇氏族、代北氏族和河东氏族的身居高位的官员没有表态。
但这些人并没有观望多久。
就在两个月前，离开滋味楼后，他们的态度明显暧昧起来。
又是那个殷氏子...
在他的眼里，殷清风只是李世民指派出来的黄毛小儿。殷清风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李世民摆在明面上的棋子。
他主动登门，只是想打探口风和缓解他与李世民的关系。但他竟然听到殷清风说什么削弱世家，这李世民也太狂妄了吧！
不比李世民，他对世家、士族、豪族的概念更清晰。
虽然各个姓氏的起源都在秦汉之前，但世家士族的形成都起源于西汉而成型在东汉。
“士族”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人们通常以“世家大族”这个称谓来统称各时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家族。
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者。
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如河东薛氏；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例如郗鉴。
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
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
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与王朝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
所以，他们常常卷入王朝上层的政治纠纷与权力角逐，构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北朝的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就意味着两者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在一般情况下，囿于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地方豪族对于自身在乡里的势力和影响更为关注，他们在主观上却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存在，往往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或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左右。
总的说来，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
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
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
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
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
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
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
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
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族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沙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
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北方大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原本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豪强，在重重打击下归于沉寂，而一些自身宗族势力并不强大，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则在王朝的扶植和造就之下成为一时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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